什么是皈依者狂热?有哪些例子?

北京人里,最排外的那帮人,往往都是来自郊区,比如昌平、门头沟、房山、顺义……因为这些地方的人往上捣两辈儿全是河北的。

这就叫皈依者狂热

当然了,我不是对这些京郊地区的人有偏见,哪都有好人坏人,更没有对河北人有偏见,因为我自己就是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人。

再举个例子,来过香河县的人都知道,当地人的口音与京腔的区别极小,百度搜“香河 方言”,给出的答案是“北京官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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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在北京结识过一帮北京本地的朋友,大家相处甚好,唯独有个昌平人跟我不对付,他还曾指责我“故意学北京人说话”……这个指责让我摸不着头脑,很莫名其妙,我生来就是这么说话的,身边的人也是这么说话的,也没人告诉过我要学什么“北京话”啊。后来我查了下“昌平 方言”,我笑了……这就叫皈依者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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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al of the convert”——皈依者狂热。西方心理学者在研究宗教新信徒的相关案例时发现,通常认为并不完全虔诚的新信徒(毕竟受到之前生活经历影响),相反却往往比“根正苗红”的老信徒更加虔诚、更加狂热——The zeal of the convert is a phrase describing the typically fierce devotion of someone whose belief system has changed because of personal experience or argument, especially as compared to someone who has held their beliefs since childhood. In addition to some empirical support of the phenomenon, the occasionally excessive fervency of converts has long been proverbial.(Pew Research Forum.)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下属的宗教信仰与公共生活论坛曾经进行过一次宗教虔诚度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在所有指标上,后来皈依的教众都比生于信教家庭的教众更加虔诚。这项研究调查了各基督教派的信徒,结果显示,皈依者虔诚度比原有教众更高的现象在几乎所有教派都有程度不等的反映,说明皈依者的狂热乃是普遍现象。

我们可以通过具体几个例子感受一下,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山东河北等地洋教会欺压中国老百姓的人中,在外国教会供职的中国人要远远比那些外国传教士们多。在昆丁塔伦蒂诺导演的电影《被解放的姜戈》中,萨廖尔杰克逊所扮演的黑人管家,给白人干了几十年,白人当他是狗,他当自己是白人,对同族黑人的手段甚至比白人对黑人还要凶残。

而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描述

一些穿着和服、低着头走路的日本娘们,在市场上,胡同里,见东西就抢。她们三五成群,跑到菜市场,把菜摊子或水果摊子围上。你拿白菜,我拿黄瓜,抓起来就往篮子里头塞。谁也不闲着,茄子、西葫芦,一个劲儿地往袖筒里装。抢完了,一个个还象漂漂亮亮的小磁娃娃似的叽叽呱呱有说有笑地各回各家。……日本娘们的开路先锋是高丽棒子——高级的奴才。她们不单是抢,还由着性儿作践。她们一个子儿不花地吃你几个西瓜,还得糟踏几个。相形之下,日本娘们反而觉乎着她们不那么下作——她们只是抢东西,不毁东西。

可以简要的分析一下,第一,这些个“二洋鬼子”在抛弃原有身份获得新身份的过程中,必经会经历很激烈的自我身份认同的转变,而在这种不停地心理暗示中,对自己新身份的认可与行为往往会达到一个极端的程度。

第二,“二洋鬼子”们即便在表面上抛弃了自己原有身份,但是在原本的土著族群中还是受歧视、不被认可的。所以他们会加倍的表现自己,希望能获得新“主子”新“族群”的认可、接纳与青睐。

第三,“二洋鬼子”们抛弃了原有的身份,便会千方百计的不希望原有的群体好起来,以显示自己的“正确选择”。近年来大陆飞速发展,不只有多少的“二洋鬼子”酸葡萄啊。至于日本即将败亡前汉奸们的心理动态,可以看看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当真有趣。

关于那位在香港读书的高考状元唐立培同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微博发表长文评价,说的大致是一个意思:

看了看那个用最具羞辱性的语言来辱骂自己的同胞和生养他的故乡的唐立培的微博,我真是只有难过”,“(唐同学)要不顾一切地‘融入’那个圈子,也以那个圈子的是非标准看待一切。一方面要竭尽全力显得更像个‘香港人’,或者比‘香港人’还‘香港人’,自然会更多地接受在那个圈子里的主流的观点。另一方面要尽力表达对自己的过去,对生养自己的国度和那些自己的同胞的轻视。他只有更多地表达对那些人的轻蔑,才会在那个圈子里得到肯定。这其实和殖民主义在殖民地培养的那种“高等”的被殖民者的心态非常接近。

关于“皈依者狂热”的研究,历史上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两个例子:近代的西班牙,现代的韩国。 西班牙从伊斯兰教统治复国之后,便是正统天主教的狂热追随者,因为宗教原因发动了许多并不符合国家利益的战争,是导致其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看过《加勒比海盗4》的朋友应该还记得,当西班牙国王御驾亲征,各方势力基本束手就擒时,他所做的却是毁掉了不老泉,因为这是“异教的邪物”。而基督教近五十年在韩国兴起之后,发生了多起基督徒冲击佛教寺院的事件,同时各教派向国外派出了两万多名传教士,其人数仅次于美国,甚至渗透到了阿富汗、伊拉克、也门、约旦这种全民伊斯兰教国家,这是大多数欧美国家想做而不敢做的。近年发生了多起韩国传教士在阿富汗或伊拉克被极端武装分子绑架的悲剧,依然挡不住韩国传教士的脚步。

近年来,对于“皈依者的狂热”的研究从宗教延伸到了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例如中国的茶道、禅宗、建筑等传到了日本后,在形式感和仪式性上被不断推往极限,而在中国本土,则是以一种更随意和不刻意求工的态度自然演进。而韩国对于某些中原王朝传来的文化,其申遗热情也是我们这些“土著”不能比的。再比如19世纪初美国曾将很多解放的黑人奴隶送回非洲,建立了利比里亚,国名即得自“Liberia”(解放)一词。但这些在美国饱受歧视的黑人奴隶回到非洲后,却表现得比白人还要鄙夷当地土著黑人。他们保留着美国南方的口音和生活习俗,占据着政府的高层,并严格地不与土著黑人通婚,成了一个封闭的黑人殖民贵族圈子——这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利比里亚内战的原因之一。

当现代学者们重新用“皈依者狂热”的理论去审视历史时,会发现着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美国当代思想家,文明、民族、社群研究学者亨廷顿在其著作《我们是谁》中讲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拉美裔一直以来在美国备受歧视,然而在二战中以墨西哥部队为代表的拉美裔授勋比例远高原生的美国人,亨廷顿指出,正是这种不被认可的歧视感,让他们更希望用行动获得“高等人”、“有话语权的人”们的认可,因此就表现的更加英勇、更渴求荣誉。其中一个参加珍珠港战役的墨西哥人说:“我们都证明了自己,证明我们比盎格鲁人更加是美国人。”

再举一个香港的例子——著名媒体人闾丘露薇女士。她生长在上海,嫁给一位香港人之后获得了香港身份,而她的言论以无原则的抨击中国和吹捧西方而著称,这些吹捧甚至到了双重标准和反智的程度。例如,她曾撰文表示纽约人闯红灯是对规则的灵活利用,有助于提高效率;而“中国式闯红灯”则是无原则的乱闯一气。再比如,闾丘露薇女士批评军方阻止外媒记者偷拍解放军某部队基地,要求解放军公开军事禁区以消除美国怀疑;但其在2007年的博客中提到同行在美国采访时踩在警方警戒线上,结果被美警察驱赶,闾丘露薇女士热情地称赞美国警察的行为体现了他们“执勤的专业”,被赶出去是“因为酒店是私人的领地,就要听从这里主人定下的规矩,不能拍就是不能”。

非常有趣的是,这些狂热的“皈依者”们,努力地展现自己的虔诚,然而比他们更早、更纯正的“皈依者”,却永远不会真正接纳他们。

文章截取自多维新闻网《三谈香港问题:港独势力中的“二洋鬼子”和皈依者狂热》完整文章自行查找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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