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工力量:联想要战略补贴?先看看中国计算机先驱“革命”的十个故事

【文/科工力量专栏作者 陈辰】

2001年底,北京市科委副主任俞慈声,干了一件轰动国内IT圈的大事:在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全部采购红旗Linux操作系统、方舟1号芯片等国产软件,把微软整个踢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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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慈声

事出有因,除信息安全问题外,微软还在协商中强硬表态:必须网上激活Windows XP;要捆绑购买Office;不能降价。这让俞慈声实在无法接受。另外,北京市科委也想扶植国内软件。

东方平地一声“惊雷”。微软第三号人物克瑞格·蒙迪迅速赶到北京四处游说,试图缓解局面;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也写信给北京市长刘淇,为微软辩护,同时施压处置俞慈声。

当时,正值北京冬天最大的一次雪,十余位院士联名上书朱镕基总理,为俞慈声说情。其中,中国计算机事业奠基人、两院院士张效祥中将第一个签字,倪光南院士也签了名。

据说朱总理看到十多位院士的联名,一时动容。遥想十五年前,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掀起全球军事科技竞赛时,也仅仅只有4位院士联名上书启动863计划。

但接着,微软撤掉中国区总裁高群耀,宣布唐骏“临危受命”;然后基辛格访华,与国家领导人握手。在中美《上海公报》签订30周年之际,他们的斡旋点不在北京市政府,而在更上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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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鲍尔默

最终,第二年6月,时任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来到中国,在唐骏的游说下,他与国家计委签下62亿元的合作大单。唐骏一时风头无俩,媒体宣称他“再造微软中国”。

而第一个吃螃蟹的北京市政府,并不好受,Linux使用问题接踵而至。于是俞慈声又分别启动“扬帆计划”、“起航计划”,来改善软件的适配、移植和Office不兼容等问题。

在这场博弈中,尽管微软在三年后“翻盘”,但俞慈声代表首都政府的“挂帅”,以及两项补救措施,构成了对微软中国影响深远的有力一击,也鼓励了国产操作系统和软件的发展。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这起“北京市政府采购事件”,在国内计算机事业开辟和发展的道路上,还有很多激情抗争、艰苦卓绝和呕心沥血的故事。

计算机事业奠基

01

冷战初期,在西方国家政治、军事、科技重重封锁下,新中国“一五计划”,以及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打下了重工业基础。但是,科学技术还没有获得足够重视和发展。

于是,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结合“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等中科院和苏联专家意见,开始主持编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并推动“向科学进军”成为全国行动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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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两个月后,周总理接见受邀来华的16位苏联专家时发现,名单中有6人是从事新技术领域研究的,包括微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和通信等。这引起了他的思考。

在让了解情况的两位部长作了一份报告后,周总理得知,美国、苏联等国已将电子计算机,当做打造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装备,而且在大力开发和应用这项技术。

当时,除了美国、苏联和英国已经试爆原子弹外,美国更将电子计算机运用在弹道飞行、飞机设计、电报密码和经济分析等多个军民领域。而中国的计算机事业还是一片空白。

强烈的紧迫感来袭,周总理下定决心大力追赶。他指出“十二年规划”仍偏重传统产业的问题,同时选定计算机、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四项,作为科学规划的“紧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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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周恩来在中南海和著名教授马大猷(右一)、梁思成(右二)、孟昭英(右三)讨论科学规划。

不过在内容修订过程中,电子计算机项目一度因前景不明,引发争议。当听到有人说中国还做不了这项技术时,周总理斩钉截铁的回复:集中全国力量,难道还做不出来吗?

自此,中国计算机事业宣告启动。但四项“紧急措施”的内容最初并没有公开,直到1999年中科院“两弹一星”工程相关资料陆续公布时,沉淀50多年的“秘密”才逐渐被人们知晓。

02

根据四项“紧急措施”的要求,1957年2月,中科院计算所派出了20人赴苏进修队,张效祥任队长,主要学习苏联M-20计算机的技术资料以及制造技术,时间是一年。

当年底,中国科学代表团到访莫斯科,洽谈研制第一台国产大型计算机。期间,中方认为要让中国有能研制计算机的环境,于是拒绝了在苏联生产的提议,坚持在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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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10 月19 日,张效祥(左)和吴几康( 右)陪同参与研制104计算机的苏联专家米里尼柯夫游览颐和园。

苏联最终同意,且允许进修队延长学习半年。1958年8月,进修队一返回北京,就立即投入了国产104计算机的研制。项目以苏联BESM-2计算机为蓝本,由张效祥主持整体工作,苏联方面也派出专家辅助。

然而,接下来的两大难题是:104机在国内加工、调试的工作量估算是7万个工时,比在苏联要多3万工时;原苏联的磁鼓、磁带机和光电机等外围设备图纸,存在较多错误。

既要改动、重新设计,又要赶上时间进度,张效祥和许多同事,吃喝睡都在工作房里,每天三班倒。他经常晚上一点多睡觉,第二天早上5点半就起床上岗,然后就一直都没停下休息。

在张效祥主持下,项目在计算所等10多个单位协同下进行。历经约一年艰苦攻坚,104机宣告研制成功,并作为建国十周年献礼。这台计算机平均每秒运算1万次,接近当时英国、日本计算机的先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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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计算机

通过104计算机的研制,中国具备了自主开发计算机的初步条件和配套队伍。后来,许多重大科学课题纷纷上机运算,国内第一颗原子弹的相关科学计算,就是由104机实现的。

由于意义非常重大,104机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张效祥后来也被称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人”。而五十多年过去,他依然记得,那七八十位国内科研人员的名字。

03

好景不长,就在中国刚刚开始在计算机研制等方面取得进展时,受“长波电台”、“联合舰队”以及思想论战等影响,中苏两国的关系急转直下,甚至迅速恶化。

1960年,赫鲁晓夫下令从中国撤走全部苏联设备和专家。许多国家都认为,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发展将戛然而止。但是,由夏培肃自行设计、历时两年研制的107计算机,迅速打消了这些疑虑和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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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计算机在中科大安装调试

107机是中国第一台自主研制的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之后应用于多项科学计算任务。虽然比美国第一台冯·诺依曼结构的通用计算机晚9年,但它的诞生标志中国计算机事业走向独立发展。

夏培肃年少时就立志工业救国。当她目睹日军侵华惨况后,便决心报考工科院校。后来她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交通大学研究院、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本硕博”期间,所学专业都涉电机系。

1951年回国后,夏培肃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研究室任职。第二年,中科院数学所所长华罗庚选中她和闵乃大、王传英三人,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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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夏培肃在母校交通大学留影。

不过,三人小组中只有夏培肃选择了坚持,并奉献了整整一生,成为“中国计算机之母”。另外两人中,王传英于1955年改行去苏联学习原子能,闵乃大在1958年移民到德国定居。

坚持不懈背后有难以名状的心酸。夏培肃的丈夫从事核物理研究,两人平时工作都很忙。第一个儿子,在她研制107机期间,出意外夭折;第二个儿子,也因为他们难以顾及,身体状况一直不好。

但夏培肃苦心钻研的107机创造了历史,更重要的贡献是,她协助设立和一手创办的计算机科学院系、课程和教材等,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奠定了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基础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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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培肃主编的中科大第一套《计算机原理》教材

后来,她的一位学生胡伟武,成为龙芯系列CPU的首席设计师。2002年,他为了纪念导师夏培肃从事计算机事业50周年,将中国首枚通用处理器“龙芯1号”,命名为“夏50”。

超算与软件破局

04

七八十年代,全球计算机发展迭代至超级计算机。虽然IBM的超算销售给中国,但附加苛刻条件:计算机必须放置在独立的“玻璃房”中,只准国外的工程师操作使用,“中国人不得入内”。

为了摆脱如此受制于人的局面,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上将,向中央请示研制巨型计算机。1978年,邓小平在批示中指出: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不能没有巨型机。

接着,已年届60岁的国防科大计算所所长慈云桂,再挑重任。他说,豁出老命也要搞出巨型机,还立下了军令状:每秒一亿次一次不少,六年时间一天不拖,预算经费一分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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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云桂教授(右二)

但这谈何容易?慈云桂之前为“远望号”测量船研制的151机,每秒运算速度只有100万次。而在“巴统”对中国高技术禁运下,运算速度想要一下突然提高100倍,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人心齐,泰山移。慈云桂把近200人的团队,分成十多个小组逐个攻关。有的小组自然问题频出,花几个月才做出方案。但由于只能算“凑合”,慈云桂狠下心一口否决,然后带领团队研制更先进的方案。

另外,参与研制的李思昆教授曾回忆:那时加班费一晚上两毛钱,我让大家登记领钱,结果没一个人愿意来领。大家心里想省下每一分钱。这样的凝心聚力,想必加速了超算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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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云桂在银河计算机机房

1983年12月22日,中国第一台超算提前一年宣告研制成功,被张爱萍命名为“银河1号”。它的诞生使得中国继美国和日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可以自主研制超算的国家。

其实,从电子管计算机到晶体管计算机,再从集成电路计算机到超算,中国计算机的每一次升级换代,慈云桂都是主要推手之一。后来,他被称为“中国巨型计算机之父”。

05

在国防科大发布“银河1号”时,求伯君兴奋之余,也在倒腾着另一件事。几天后,“一个学生成功开发国防科大图书馆管理系统”的消息,被刊登在《长沙日报》上,他霎时成了“网红”。

1984年毕业后,求伯君在无趣的河北徐水县石油仪器厂基层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编程经验。两年后的春天,厂里来了五个深圳的大学实习生,他暗恋上了其中一个,但始终未能表白。

在决定追去深圳前,求伯君曾在北京、河北短暂逗留。期间,为解决一位老乡计算机打印的难题,他花9天时间重写了程序。后来经朋友引荐,北京四通花2000元买下了那套程序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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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伯君

当求伯君在北京火车站准备离开时,四通公司来人,竭力挽留他加入团队,并承诺“明年成立深圳四通,一定调你过去”。于是,求伯君选择暂时留在北京,后来结识了香港金山的老板张旋龙。

1987年,四通公司因“惜才”反悔,求伯君严正交涉后才辗转至深圳四通,但负责的只是经营部业务。张旋龙深知求伯君的能力和志趣,于是抛出绣球,“来金山,我让你专心搞软件”。

加入香港金山时,求伯君的目标十分明确,取代WordStar。自1988年5月起,他把自己关在深圳蔡屋围酒店房间里,只要醒着就不停地写代码,直到困得看不清屏幕了,才会眯眼歇一会。

结果,仅仅过去两个月,求伯君就因急性肝炎发作被送进了医院。第二次复发时,医生强制要求住院一个月,他就把电脑搬到病房里继续写。但出院没多久后,又复发住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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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不有心人。1989年9月,WPS1.0正式发布,填补了中国计算机中文字处理的空白。没有发布会和广告,WPS仅仅凭着口碑就迅速火了起来,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90%,成为一个时代标志。

自主电脑芯片浮沉

06

九十年代,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都曾指示“砸铁卖铁”也要把半导体产业搞上去,以纠正“造不如买”的错误路线影响。但在“908”、“909”两项工程成效不大后,“18号”文件紧随其后落地。

国内的政策补助以及开始活跃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吸引了一批海外半导体人才回国,其中便包括李德磊。1999年,李德磊将他在国内的公司百拓立克进行“清洗”,同时摇身一变为中芯微,获得500万补助。

这时被联想扫地出门的倪光南,依然鼓着劲要做自主芯片。他拒绝了一些慕名而来的企业,但在李德磊找上门来时眼前一亮:这支队伍基本具备,研制自主嵌入式CPU的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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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光南(左)

倪光南利用个人信誉背书,为中芯微四处奔找资金,以其晚辈刘强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没日没夜的埋头苦干。四海归仁,众擎易举。2001年4月,中国第一片自主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横空出世。

通过中国工程院的鉴定后,“方舟1号”获得国家几大部委的支持,被推上了技术神坛。紧接着,为了推广内嵌方舟芯片的NC(网络计算机),俞慈声首先“出手”,国内许多政企客户跟进。

借着如日中天的气势,李德磊将中芯微改名为“方舟科技”,将原法人代表胡铭曾再送走。对于倪光南极力建议成立市场部,李德磊认为他:有官瘾,非要做主管市场的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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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磊

接下来的变化或许出人意料。把控互联网服务器端的微软和英特尔,根本不支持NC内嵌的Linux工具软件。因此,NC在互联网环境下,一些正常使用也受到局限,早期入手的用户叫苦不堪。

另外,李德磊眼里一直只容得下政府订单,多次将倪光南请来的客户踢走,导致失去了市场信任。而涉嫌挪用经费建楼、叫停CPU不履行863计划义务等等,将方舟科技一步步拉向深渊。

最终,倪光南再次出局,向介入调查的科技部“负荆请罪”后,转至CNET中国任副总裁。而自觉深受李德磊欺骗的刘强,带着一批研发人员离开,与好友重新创立了芯片公司君正。

07

在“方舟1号”诞生前,曾有一些主流声音认为:中国只能先从芯片封装和测试入手,做“外围”。然而,时任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疾呼,“十五”期间应该花大力气研制通用CPU,错过这五年,以后就没机会了。

2001年3月,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胡伟武主动请缨,组建一支通用CPU研制队伍。一个月后,在李国杰等人支持下,龙芯课题组正式成立。胡伟武立下军令状:一两年之内做不出来,提头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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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伟武

在龙芯项目正式启动后,课题组获得1000万元研发经费,有一间50-60平米的实验室,成员最初只有10来人。条件不够,刻苦来凑。于是胡伟武一头扎在实验室,一边当猎头,盯着中科大、中科院的校友。

如果作一个对比,英特尔当时宣布将投入12亿美元研发手机芯片,这几乎是龙芯的一千倍。在经费有限,没人教没处学的情况下,胡伟武一个星期不回家,几天不怎么睡觉,也是常有的事。

值得注意,年届66岁的黄令仪也受李国杰邀请,为龙芯做物理设计。但她陷入害怕半途而废,以及对计算所深厚情感之间的挣扎。犹豫一阵后,黄令仪最终带着五位微电子所的同事,走进了龙芯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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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令仪

为了以防万一,课题组与黄令仪商量后,决定做两款芯片。其中,黄令仪负责的1B为确保型,以打通全部流程为目标,要求不太严苛。另外,胡伟武主持的1C是力争型,时序、面积等标准要求较高。

然而,1C在流片时扫描链没有接出来,胡伟武迅速作出决策:人工修改。过程中,研发人员一个个疲劳得面色苍白、眼睛充满血丝,但在嘴唇还有一点红色的情况下,依然抖擞精神“战斗”。

研发芯片是一场长征,而长征需要信仰。胡伟武是毛泽东铁杆“粉丝”,自称“毛毛虫”。他的上装经常别着主席像章,会议室里放着主席塑像。他说,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搞研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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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伟武的思想、行动和魅力感染着很多团队成员。这使得几十名年轻骨干怀着共同使命,激情燃烧。2002年8月,中国第一枚通用CPU“龙芯1号”成功发布,终结了计算机产业多年“无芯”的尴尬历史,开启新纪元。

国产操作系统发展

08

在海湾战争和北约入侵科索沃时,美国的电子信息战瘫痪了伊拉克、南联盟几乎所有网络通讯系统。虽然没有证据说明微软等公司可能提供某些后门,但这种情形还是让中国政府为之一震。

当时的信产部、科技部多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一旦与美国闹掰,国家信息安全将面临怎样的威胁?中科院软件所副所长孙玉芳也上书国务院,一再强调“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

2000年,在孙玉芳牵头组织下,中科院软件所和上海联创,合资成立了中科红旗公司,推出红旗Linux操作系统。同时,他还创办了红旗中文2000,推出Red Office办公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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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布局的两大产品来看,中科红旗对标微软的目的十分明显。而仅仅成立一年时间,它不仅挖走了微软和甲骨文的技术骨干,还在2001年北京市政府采购中,一举击败微软拿下操作系统订单,一战成名。

紧接着,中科红旗“趁热打铁”,在全国设立100多家培训中心,培养出1000多名红旗认证的linux工程师。另外,中科红旗还与PC硬件厂商,达成超过100万套供货协议,一度成为全球第三大Linux操作系统厂商。

然而,就在孙玉芳多维出击、风生水起时,红旗Linux的一些软件问题依然没有太大改善。其中一个“要命的问题”是:基于Linux的国产办公软件,包括Red Office、永中、WPS,与微软文档格式无法兼容。

此外,微软放纵盗版软件盛行,进一步导致红旗Linux系统鲜有问津,在C端市场举步维艰。雪上加霜的是,董事会要求孙玉芳在三年之内要有回报,但中科红旗背景特殊,融资、上市均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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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芳

2001至2003年,中科红旗均未实现盈利。噩运接踵而至,孙玉芳在重压下积劳成疾,于2005年突发脑溢血去世。随后,公司连续曝出各股东意见不一、管理不善、资金链断裂等一系列问题。

中科红旗自此一蹶不振。2014年,大连五甲万京接盘中科红旗,价格是3862万元。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孙凯歌说:红旗是中国计算机操作系统的旗帜,不能倒。如果旗帜被人推倒了,失去的将是对整个产业的信心。

09

随着信息技术危机意识不断加强,中国也致力于军用操作系统研制。2001年,国防科大接到863计划重大专项任务:开发国产操作系统。当时只是助理研究员的孔金珠,“死皮赖脸”跟上级申请,加入了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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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金珠

面对全球“群雄争老二”的局势,专家组最初难以定夺开发操作系统的路线。经过大半年讨论,他们决定采用“四合一”技术,把Mach、FreeBSD、Linux和Windows的优势,互相整合在一起。

然而,一个系统内核平均就有400万-500万行代码。为了把不同的技术架构做成一个系统,孔金珠和同事们拼了命,足足经历四年“折腾”,才最终完成研发。由于系统“四不像”,专家组取名“银河麒麟”。

不过,整合多个系统的弊端迅速显现,适配新软件和硬件的过程艰巨到难以想象,一些专家甚至有力也无处使。另外,FreeBSD日渐没落,Mach微内核架构也被主流市场放弃,几乎没有社区帮助开发代码。

这时孔金珠已成为银河麒麟研发工程师,但十分忧虑“麒麟”的未来。2006年后,银河麒麟历经技术动荡低谷,一些科研人员选择离开。但孔金珠最初的热情并没有消退,依然选择坚守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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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麒麟OS

三年后,国家“核高基”重大专项启动。麒麟系统项目获得工信部支持,得以继续迭代。在孔金珠等人的强力要求下,研发团队选择定调初锋芒的Linux内核,并基于Linux内核迅速开发出了全新的银河麒麟。

重要的是,孔金珠团队在新银河麒麟系统中,加入了多种独立开发的组件,实施了自主可控的深度优化,主流软件只要稍微适配,就能以更快速的跑在系统上。用孔金珠的话说,“这就像上了高铁”。

此前,中国政府已在尝试大量进口系统的替代工作,但“四不像”的麒麟无法承担这一重任。而在基于Linux的银河麒麟发布之后,各个党政军重要机关,才真正开启了操作系统国产替代的大潮。

10

世纪之交,政府扶持国产操作系统时,也鼓励民营企业开发拓展。1999年7月,信产部组织“Linux未来发展”研讨会,决定加大力度推动Linux在中国的普及与应用。随后,高峰期国内出现三四十家Linux开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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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闻欢(Deepin)

当时刚大学毕业的刘闻欢(Deepin)和冷罡华(Hiweed),也想做出属于国人自己的Linux系统。但刘闻欢认为开发环境还不成熟,而且自身资源有限。于是他跑到北京参与了创建绿盟科技,同时开始等待时机。

然而,冷罡华迅速沉醉其中,把市场上Linux发行版几乎全摸索、套用了个遍。2004年,他利用工作之余,开发出中国第一个基于Debian的本地化版——Hiweed Linux,但在迭代五个版本后突然“消停”。

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2008年,已经“不差钱”的刘闻欢归来。他联合冷罡华重新启动了Hiweed Linux项目,并把项目名称改为Linux Deepin。紧接着,他们在国内发布了深度(Deepin)操作系统第一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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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操作系统

最初,深度系统有三个明显特征,定位社区化公益项目;团队成员基本都是兼职;研发资金一直靠刘闻欢自掏腰包。由于团队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以至于税务机关一度怀疑他们涉嫌洗钱,而上门检查。

为了将软件做大做强,2011年,深度科技公司正式成立。这时王勇被刘闻欢“忽悠”到武汉,成为公司副总经历及CTO。王勇是深度第一个“全职开发者”,虽然没上过大学,但凭着喜爱和一腔热血自学成才。

后来,年轻的深度队伍付出很多。比如王勇,曾写代码累到要靠输液,才能第二天继续上班;长期睡在公司,妻子抱着孩子到楼下才能逼他回家。还有成员,每完成一项代码就会大吼一声,来释放压力下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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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

随着系统日益精进,深度也逐步实现商业化。2014年10月,公司获得绿盟科技和360公司的8000万元投资。另外,“棱镜门”事件后,受益于国家政策推动,深度竟然进入中央政府采购名录,而其余3家都是国资背景。

2019年,深度系统的用户已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Linux全球开源操作系统榜上排行前十,是排名最高的中国操作系统。更重要的是,深度已成国产统一操作系统UOS的核心,而且是UOS迭代升级的有力后盾。

结语

当前,国产统一操作系统UOS正在或已完成适配龙芯、飞腾、兆芯、海光、鲲鹏芯片,以及金山WPS、永中Office、360等软硬件。另外,中标麒麟也已与银河麒麟完成合并,将投入百亿打造国产操作系统新旗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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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统一操作系统UOS界面

显然,在国际形势已骤然变化下,UOS与麒麟将酝酿一场国产计算机的新变局。但是,近二十年来的“北京市政府采购事件”,“Win10入围政府采购事件”以及“华为事件”等等,也一直在提醒国人避免重蹈覆辙。

中国最近几年也发生过一些“积极”事件。比如沈昌祥、倪光南等26名院士曾联名上书,将存在较多安全隐患的Win8系统,挡在政府采购大门之外;天河、曙光和神威系列自主超算,在美国打压下越挫越强,并实现登顶。

这可以用老一辈革命家的话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或许,这句话也是计算机先驱们给后辈的最大启示。回溯历史,中外科技以及背后的政治博弈,一直并将长期存在,中国计算机人要做好持续攻坚、反复较量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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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

鲁迅曾说: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先行者和闯将者,大抵是谁也怕得做。正是先驱们的勇敢与担当,从铜山铁壁中撕开了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的“口子”。而继往开来,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计算机事业必将更强更好!

原文转载自:https://www.guancha.cn/kegongliliang/2020_07_13_557336_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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