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愿就地过年的人,到底有什么苦衷?

今天,关于春节出行问题,国家卫健委又给出了“船新版本”。

在回应“从低风险地区跨省返回城市是否必须持核酸检测证明”问题时,卫健委官微给出的回复似乎仍然需要读者做做阅读理解

“低风险地区其他人员应当持健康通行码“绿码”出行,在体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有序流动。”

今天已经腊月廿六,回不回、哪天回、怎么回,大家其实早就应该做好了决定,但相关政策似乎还在不断出现新的解读。

而在近一段时间内,政府频频呼吁就地过年,地方上更有层层加码千般劝退,无论是“持7天内核酸检测证明”,还是“14天居家隔离”,被各种扩大为返乡务工人员设障的情况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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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漂泊的打工人对此有情绪,真的不可理解吗?

他们不是不识大体,去年疫情突然来临,一声令下,全国封城,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怨言。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跟所有人息息相关的大事儿,大局为重。

而在今年鼓励不回家的呼吁中,支持的人为数不少,但反对的声浪却也一波接着一波,真的只是他们“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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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恰恰要从这个春节“消失”的春运说起。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人口迁徙,一年一度会准时在中国的大小城乡上演。

这支大军浩浩荡荡,气势磅礴,他们用尽了你能想象到的所有交通工具,包括飞机、高铁、绿皮车、轮渡、汽车……在中国的版图上,行进出无数条回家路线。

在并不久远的记忆里,我们应该还记得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骑着摩托车,翻山越岭,穿省跨州,冒风顶雨,风餐露宿,只为迫切地与亲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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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称他们为“摩托大军”,在一票难求的春运关口,那时每年都会有数十万人以这样的形式,奔赴上千公里回家。

2011年,曾有一部纪录片《1350km》,拍摄出他们的艰难路程。

故事以一位叫做汪正年的农民工的视角展开,他也象征着千千万万在外打工人的一员。

汪正年的老家在贵州石阡,早年就前往1350公里外的广州肇庆,从事捣混凝土的工作,天气好的时候每月能拿到两千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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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那年大年三十还有10天,汪正年和妻子彭双芹开始收拾准备回家的行李,夫妇两人合算了一下,如果坐车回去,来回两趟至少要花两千多,超过了一个月工资。

为了省掉这笔对他们来说算“巨额”的开支,夫妇俩决定骑摩托回家,跟他们同行的还有堂哥汪长军夫妻俩,以及姐夫鲁朝军。

城市里的精神小伙们也喜欢骑摩托,夜晚的街道,很远就能听到他们发动机的轰鸣,很酷很拉风。不过,汪正年的回家之路,就没那么惬意了,要闯过一道道难关才能抵达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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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费站,遇到一群穿的制服,却又不知到底是不是真的“公务人员”的人,要收两文钱才让通过,汪正年身上没有零钱,拿出一百让他们找,他们摆手说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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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一个昼夜的时间,穿过城市、郊区和山野,汪正年几人才刚驶出广东。路上,他们会遇到自己的老乡,递上一根烟,彼此寒暄一番,匆匆交谈后,嘱咐路上小心,然后各自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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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他们要经过广东、广西、贵州,海拔由低到高,气温也越来越低,路上的危险系数也逐渐升高,回家之路也就更难了。

雨天,地面湿滑,虽然缠着塑料袋,穿着雨衣,但一路风驰电掣,刺骨的寒风依然会钻进他们的身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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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冷得受不了了,就停下来休息,从路边捡一些杂草树叶,生火点燃,这团小小的温暖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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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并非一帆风顺,有时候摩托车会突然爆胎,有时候走到半途就没油了。

晚上休息的地方是简陋的宾馆,5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汪正年的妻子有些不舒服,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原来她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没有办法,汪正年必须将这段路走完,天还没亮,就摸着黑继续赶路。

汪正年常常会遇到特殊情况,他在经过一个小镇时被告知前方封路,只能绕道,而路上结冰,凶险异常,他被迫推着摩托车徒步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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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了就吃顿简单的白菜火锅,乏了就稍微停下来歇歇脚。1350公里对城市的人来说,可能就是高铁三四个小时,对于汪正年则要五天四夜。

他没有手机,回家的路线被写在笔记本上,就靠着手写的地图一路导航,在茫茫的荒野里,以最原始的方式一点点推进

近乡情更浓,不止是激动,当看到写有家乡名字“石阡”的路牌时,汪正年觉得,一切的辛苦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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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家门时,家人和小孩都出来迎接,母亲一把抢过儿子的行李,赶紧往家里提。然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上了热气腾腾的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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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正年只是千千万万摩托大军的一员,他们背井离乡,千里迢迢去往大城市打工,繁华的街景,喧闹的世界,与他们无关,几件衣服和一床被子就是全部的家当。

你如果问他们愿不愿意就地过年,我想这个答案是明摆着的。

史诗般的春运就这样年复一年地上演,我们是如此地习以为常,以至于却忘掉了它的惊心动魄,那是因为我们“身在此山中”。

只有在春运时,普通人才会以战斗的姿态出现着,他们领着行李箱和大包小包,肩上扛着袋子,怀里揣着小孩,倒腾几次交通工具,动辄穿行几千里,哪怕路上遇到麻烦事,也会相互理解,不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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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电话里频频相催的,是翘首以盼的父母,是许久未见的儿女,脑海里反复想起的,是亲切的家乡味道,把酒话桑麻,笑谈一年的收获与艰难。

回家过年究竟意味着什么?引用一位知乎网友的回答,“对于个人打工者来说,这是年年的“春节税”;对于城市来说,这是四十年‘改开债’”。

俗话说有债必偿,在这打工子弟身上,注定只是一句空言。

温铁军讲过这样的观点,中国并没构建西方人所说的“中央化”集权的经济体制,长期以来其实是以“地方化”为主的资源资本化的发展过程。

讲简单点,除了依靠“双规”这样的手段,中央对地方大员根本无能为力,由着各省之间弱肉强食。中西部的代表必须抱团利用压倒性的席位优势影响决策,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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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禁让人去思考,内地穷困地区老百姓,离开家乡前往沿海发达地区打工,究竟是改革的成果让他们受益了,还是说地区之间政策倾斜,而使他们成为被牺牲掉的一批人?

沿海城市经济飞速增长的前提,是可以不用负担进城务工人员的养老和生活,从而可以节省很多财政经费和土地面积。

大城市的资源并不对所有外地人开放,不然一众明星落户上海的新闻怎么会频频登上热搜,一张金光闪闪的户口本背后,无疑是有形无形的门槛,事实上将人分成三六九等。

当然,来扛水泥吃灰尘的农民工兄弟,可能更被“物化”了,也许充其量只是城市一次性的“燃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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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城市贡献青春的人,曾天真地以为自己可以留下来,但很快就会接受到社会的捶打,猛烈被教做人。

一轮轮的房价快速拉升,形成了巨大的闸门,不断关紧的过程中,里面的人战战兢兢,外面的人惶惶恐恐。晨鸡初叫,昏鸦争噪,哪个不去红尘闹,等年纪大了,今日少年明日老,又不得不在驱赶下离开。

有幸留在大城市里的才俊,往往要掏空六个钱包,以几代人的心血供养一个小家庭。而劳动力的父母长辈、妻儿老小就只能被摒除在门外,活生生的骨肉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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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也根本无意去吸纳每年在这里工作几百天的劳动人口,他们有没有完整的家庭,享不享受天伦之乐,并不重要。

于是,过年回家就成了势在必行的一场运动,各项成本的叠加就构成了“春节税”。

机票高铁几千元,是硬性的开支,中途来回奔波的心累体累,大量返乡人口瞬间涌入造成短时的通货膨胀,看个电影,票价上百,吃个饭,人均二百,大过年的,咬咬牙都忍了。

去年疫情刚刚好转,各地为了复工复产,赶紧派专机、专列和专车,农民工从家里接出来。等到要回家过年了,就视若无睹不管不顾了,用完即弃,很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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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春节,大城市就变空城,浩荡的城市,只属于那些手里拿着一串钥匙的收租人,属于那些脑满肠肥的产业和金融资本家。

而真正产生劳动价值的建设者,手里为数不多的钱,不仅要给他们房租,还要回去等着被割韭菜。

作为改革先行区,还是深圳示范得好,一句来了就是深圳人,曾感动了多少人,不过他们后来才知道,它其实有个隐藏含义,来了就是工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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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经济体量是节节攀升,文明程度也是日益进步,不让吃狗肉政策与发达国家十分接轨。

然而,其医疗资源、居住条件、教育学位,甚至比不上很多二线城市,或许,这些从来就不是为外地人准备的。

曾经艰苦奋斗的深圳精神已经越来越远,那座袁庚缔造的城市已成了资本家的囊中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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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深圳市人大会议上,一位身穿阿玛尼的少年端坐在席位上,并表达了并有“不要让一张考卷决定未来”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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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13岁的初二学生,身上奢侈品牌的金属 Logo 并没有被红领巾遮住,在偌大的会场,十分耀眼。

此人非常优秀,不仅思想先进,而且小小年纪就喜欢思考有深度、有使命感的宏大问题,首次在政坛亮相,便震惊全网。

也许,这就是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气度吧,而他正准备学习怎么接手这座城市的管理,不愧是少年强则国强。

与阿玛尼少年不同,大批的留守儿童格局就没那么高了,他们唯一乐趣就是“游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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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三竿,赖在床上组队“推塔”,夜里两三点在被窝“凶猛补刀”……学校禁止带手机,他们就偷偷摸摸玩;遇到老师和宿管检查,就把手机藏在厕所和鞋子里,而且还有同学放哨;没有充电的地方,就去小卖部花钱买电。

《青少年成瘾行为调研报告——基于2017/2018青少年健康行为网络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在玩游戏的时间上,留守儿童要高于非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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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造成了他们作息不规律、视力下降、成绩下滑,还有很多人对学习彻底失去兴趣走上了辍学、打工的父辈们的老路。

试问,在不能玩水,不准爬树,没有课外活动的农村,没有任何娱乐,也没有父母陪伴,还有什么比电子游戏更具诱惑呢?

深圳“后浪”们出入两会,气质儒雅,浑身都散发着大视野、大局观,就不是农家少年们能学到的了。

的确,深圳应该骄傲,短短几十年就取得伟大成绩,全国独此一份,但它却不能贪天之功。

当年,工程兵部队集体转业开赴深圳,全国集中人力物力支援,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但其中是不是也包含了强制行政政策形成区域间失衡的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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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人民口中夺食,为某些城市进行利益输送,让它抢先一步富起来,而内陆地区却长时期在贫困线挣扎。这种政策倾斜,客观上也可以看作对内陆地区的剥削掠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呢?没有然后。这几年的扶贫工作才算是发现问题及时兜底止损,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在《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中,作者驻村400多天,画出了一条“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曲线: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

比起亲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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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了7天假回家,看望垂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他发现父亲一口气还挺着,于是,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

老人无奈,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所有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人性扭曲至此,唯有仰天长叹。

​  第一代农民工从外面赚钱回乡消费,使农村变得繁荣。而第二代农民工则城市赚钱城市花,他们的父母也将维持温饱以外的所有剩余拿给他们到城市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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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在县城买房的年轻人就不仅不赡养父母,而且通过代际剥削将父母从事农业生产所获收入全部投入到城市。新的通过代际剥削而形成的城市对农村的剥削便已成型

就这样,那些到大城市燃烧自己贡献能力的打工仔们,在被冠以“外地人”的标签后,很快还会被污名化,仿佛他们永远是素质差的代名词,所有的坏事都是他们做的。

有人说,在大城市会感到冰冷,这份冰冷可能是你本就不属于这里,也从未被当作平等的人看待过。

在不回家的号召下,许多地方政府都发放了福利,以示对打工人的尊重和关怀。

杭州政府给留杭过年的非浙户籍务工人员发了千元现金红包,虽然简单粗暴,倒也显得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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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明明吸纳了更多打工人的一线城市,似乎没有太多进展,北京不咸不淡地给留京过年的人发放了20G的流量包,当然,需要是北京本地号码,有效期只有7天。

网友纷纷吐槽,这是鼓励外地人办理北京卡的小把戏,为运营商年底冲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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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不愧是炒房之都,连劝人留下来的方式都非同一般:想留下来就买套房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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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是一面镜子,我们揭开了所谓“文明世界”“民主国家”的遮羞布,看到了他们的滑稽与不堪,但照见自己的时候,也应该充满勇气去面对。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决策层从来就有很强的纠错机制。当人口快速向城市集聚,导致城市越来越不堪重负,这样的大城市病也被高层注意到了。

去年11月,在一篇以最高领导人署名的文章,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里,专门论述了新的城市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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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明确说道,“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是客观经济规律,但城市单体规模不能无限扩张”,“长期来看,全国城市都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大城市人口平均密度要有控制标准。”

而他在更早前还说过,避免使城市变成一块密不透气的“水泥板”。

也许,未来一个更加“均衡”的中国,能够允许我们大胆地想象:某一天,浩浩荡荡的春运将会成为历史,成为一段难忘的回忆。

那时,每个人可以更从容地选择自己扎根安家立业的城市,再也不用忍受分离之苦,思乡之痛。“就地过年”也不会再成为一个恼人的问题。

让每个打工人都有尊严!

本文转载自观察者网站,作者:乌鸦校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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