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观察者网看到有网友的回复是这样的
中国专利保护一直很拉垮，所有才有南山必胜客，而最近大家都知道了，中国专利法是某人设计的，他是中国002号律师，一切都讲得通了。
文 | 玉林罗美兰
今天的律师行业，可以说时移世异，万象更新。
高速的发展和扩张，让人容易失去方向，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更不应该遗忘旧人。
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什么是得失、什么是选择、什么是收获。
1966年，是个不普通的夏天，慷慨激昂的学生、茫然无措的老师、惶惶不可终日的公务员，遍布神州大地。
也就是这一年，在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个原本劲头十足、口才出众的造反派领袖选择“急流勇退”，成为“逍遥派”一员。
他的同伴成群结队跑去找他，批评他“革命意志衰退”。这个22岁的年轻人回应说：自己坠入情网，从此以后“不搞革命，搞对象”了。
这个年轻人名叫柳传志，日后的联想集团创始人，他父亲是柳谷书——拿002号律师执照的新中国第一代律师。
柳传志和父亲柳谷书
01
60而立的“卖国贼”。
1979年3月，在瑞士第二大城市日内瓦，“国际商标注册条约会议”如期召开，柳谷书作为中方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列席。
会议结束后，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向柳谷书表达了欢迎中国加入的态度，他们期待中国可以早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专利制度。
回国之后，他向贸促局和中国专利局提出关于专利制度的一系列设想，用了两年的时间多次出国考察调研。
柳谷书和前联邦德国专利局局长豪依赛尔（中）
及原中国专利局副局长沈尧曾
彼时，多数人对于知识产权的认知还处于非常淡薄的阶段，国内根本没有价值太大的知识产权，引入专利制度，更多的用处只能是保护国外品牌在大陆的利益。
所以，就在他为专利制度四处奔走之际，先后有三四封信寄到中央，痛骂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专利制度是一种“卖国贼”行为。
听说这个事情后，柳谷书只是笑笑，没有回应。
1984年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正式公布，专利问题开始有法可依，中国律师多了一片可以耕耘的天地。
三天之后，63岁的柳谷书受中国贸促会的委托，赴香港创建中国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02
年过七旬“港漂”律师。
1984年，香港已经是亚洲金融之都，但大陆还处在一穷二白的后运动时代。
身负国命的柳谷书刚到港岛时，公帐上只有80万港币，和一位港商20万的投资。
初步了解后发现，80万只够缴纳办公场地一个季度的房租，20万勉强装修，根本谈不上招兵买马做生意。
好在柳谷书善于协调，得到了香港华润和中国银行的帮助。由此才让这家后来在中国知产界屹立三十余年的机构，真正在香港得以立足。
7年后柳谷书离开香港，当时的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资产已逾五亿。
而这七年里，他和太太一直住在华润大厦C座一房一厅的斗室，他自己说：房宽不如心宽。
柳谷书夫妇
03
风雨飘摇的20后。
1922年在镇江出生，1944年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1956年入党，1965年由中国银行总部调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部。
1966年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1978年已年近六旬才恢复正常工作。
在如今的我们看来，这样的经历跌宕起伏。
可是对于那一代精英20后来说，却是一份人人有过的模版化履历，甚至还有几分幸运。
大夏大学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
04
半个甲子后的知产行业变革。
三十年前，国内的知产保护处于什么状态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香港著名饮料品牌“维他奶”刚进大陆，畅销后立刻仿冒成风，港商投诉无门；
同时期，广州某单位如火如荼筹建“东方迪斯尼”乐园；IBM刚刚进入中国，仅深圳一地，就有十几个仿冒厂家。
那时候，正是柳谷书为这些今天看来难以置信的案子四处奔波；三十年后，我们已经到了靠版权勒索，就能创收几个亿的“黄金时代”。
这样的进步，不是柳谷书一个人的功劳，但也着实少不了“柳谷书”们的百折不挠。
2003年夏天，81岁的柳谷书在协和医院去世，去世前，中国四大专利代理机构中的两家由他建立，还任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理事。
他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当天会场内外挤满了人，任建新、肖扬、张福森、蔡诚悉数到场。
多年以后，儿子柳传志忙着接受各种采访，来解释自己“鲸吞国有资产”的恶名；孙女柳青忙于应付滴滴的各种负面新闻······而检索柳谷书，只有他生前同事为他写的四周年祭祷文。
放眼今天，律师依然是个高危行业：这里总有人被骂，有人被打，有人被抓，有人被吊销执照；有人前一天还声名鹊起，再转眼就云散烟消。
回顾历史，这样的事情从来都不是新闻，功过自有后世来评。当今时代，律师能做的事情并不多，唯有保持一颗赤诚之心而已。
柳谷书在香港狭小的客厅里，常常挂着一副对联，熠熠生辉。
对联上书——仰俯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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